头上自带光环

2019-04-19 11:59

近几日,公益界前辈徐永光先生一篇 《争鸣|公益要去行政化、去道德化,不可去市场化!》在业内传播甚广,但我对此有不同的见解。

人们认为“行善人士”(以道德之名不遵从社会主流规范的人)在质疑旁人的道德感。举例来说,丹尼尔拒绝在一间大公司工作,因为他在道德上反对这间公司在生产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伤害。已经在该公司上班的朋友翠西会因此认为丹尼尔觉得她的道德感比较低,尽管丹尼尔对于她选择在该公司工作一事只字未提。

尽管徐前辈开宗明义说“今天再发声,则是企图拨开笼罩在公益界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化迷雾,说出人性的真相”,结尾处大声疾呼“警惕公益道德化!”,但是公益同仁的几篇“商榷”的文章都是讨论“公益市场化”的。究其原因,应该是“公益市场化”是充满争议的,而“去道德化”和“去行政化”一样,成为了“行业共识”。

这样的优越感,自然很不好。能不能降低,就要看大家对晓庄公益的支持了。

公众认为公益人有道德优越感,至少有两种可能的原因。一种是因为公众较为敏感,下面这段引文是很好的说明(摘自《为什么我们乐于痛恨非营利组织》一文,链接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18378.html)。

不得不承认,强烈的道德优越感并不是一种健康的心理状态,我们应该帮助公益人降低道德优越感。

后来到了成都工作,有更多机会与各路师友交流,发现比大雄读书更多、工作更用心的公益人满街都是。至于大雄那些神奇的想法,有一些是早就有人想到过,或者尝试过,或者正在做;有一些想法,稍加诘问,发现根本经不起推敲。于是,优越感也随风消散。

第二,公益领域缺乏竞争的主因并非公益组织沉溺于道德优越感而逃避竞争,而是:(1)行政管制过严,比如规定“同一地域同一类型的公益组织只许注册一家”,你让人家怎么竞争?(2)公益资源(捐款、志愿者等)有限,只能支撑起一家公益组织,根本没办法竞争。

还有一种是因为公益人自己较为敏感。按照心理学来讲,人都有自尊,自尊=自我抱负×社会尊重。当我们感到社会尊重缺失时,自我抱负(优越感)就必须上升,以维持自己的心态平衡。对大多数处境欠佳的人而言,优越感都是刚需,不在道德方面怀有优越感,就会在能力方面怀有优越感。当今社会对公益的理解、认可、支持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公益人必然会有优越感。

第三,道德优越感并不必然导致沉溺其中,也可能要求公益人树立更高标准,导致奋发图强。

以大雄的理解,公益是引领一种稀缺的价值从边缘走向主流的动态过程;一旦成为主流,成为了社会福利、制度安排的一部分,就不再是公益了。如此来看,公益得到的社会支持必然是较少的,公益人必然会有优越感。

徐前辈的逻辑线索大致如下(归纳若有不妥,敬请大家指出):因为有道德优越感,所以沉溺其中、逃避竞争、不思进取,所以效率低下、成效不彰。

回到大雄本人,倒是早就没有道德上的优越感了(前些年也许有过),不过偶尔会有一些智力上的优越感。大雄坚信,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是公民权利缺失,公益正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培育组织,培育公民,充满了挑战与激情。有时候会“很欠抽”地想:那些人不做公益,不支持公益,不是因为爱心不够,而是因为智力不够;如果他们足够聪明,能看清楚中国的现实,能想清楚破解之道,那他们就一定会大力支持公益,甚至投身公益。如果晓庄公益生存发展很艰难,那只能证明咱智力太超前了!

然而,这样的论证过于“想当然”,漏洞较多,不能成为公益去道德化的理由。

后来大雄在成都做公益组织和公益人才的支持工作,经常接触到在灾区一线做公益的“愣头青”,剽悍犀利,唯我独尊,联想起自己在乡下的状态,竟然没有丝毫不快,反而平添一种亲切感,甚至是敬重感——他们坚守了大雄没能坚守的岗位。而支持他们坚守的,并不是社会资源,而是他们内心的优越感。

最简单直白的帮助方式就是捐助该组织。捐助有两方面的功效。一来,增强了社会支持后,公益人不需要道德优越感来支撑自己了。二来,只要你每年给一家公益组织捐200一块钱,那谁还不是千恩万谢,怎么可能对你秀优越感呢?即便是你没有捐过钱,只要那家公益组织是通过公众捐款维持运营的,一般都会对“潜在的捐赠人”非常谦卑。有点像总统竞选,候选人之间(不同立场的公益组织之间)可以互相质疑、互相攻击,但没有谁会去跟选民(潜在的捐赠人)过不去。

于是,大雄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优越感往往是眼界不够开阔的产物。跟各路达人交流较多的人,更容易看到自己的局限,自卑都来不及,哪里还会去秀优越;还有得到外界较多支持因而有条件践行自己想法的人,会面对更多“做事的艰难”,知道轻重了,自然也不会秀优越。与达人的交流、指点,践行想法的资源等,都是社会支持,所以本文的中心思想是:公益人的道德优越感源于社会对公益的支持不足。

2009年大雄去四川,在灾区一个农村蹲点半年,全职志愿者,职务算是项目助理。除了项目官员每个月会来住上三五天,其他时间大雄一个人泡在村里,天天跟村民和小朋友打交道。虽然机构可以报销每周往返成都的车费,但自诩“扎根做农村工作的人”,深以向往城市为耻,所以非工作需要几乎没有出过村子。水边林下,除了工作、读书,就是胡思乱想。时不时会想到一些很好的公益创意或者很深刻的道理,便自以为只要能全国推广,“中国就解放了”。这些“采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念念不忘才想出来的点子,当然是那些在喧嚣的城市里整天心神不宁的人想不到的啦。所以偶尔与城里人言及这些想法,优越感就环绕,头上自带光环。

作为曾经的“推动公益专业化、职业化”的从业人员,大雄当年对“公益去道德化”也是极为认同的,可后来有了新的想法,特别是从四川回到湖北之后,反思也更强烈了。借此机会写出来,与大家交流,供大家批评。——大雄 (武汉晓庄公益创始人 总干事)

第一,公益组织并不低效。很多看似没有任何专业公益知识的公益组织,往往是利用极少的公益资源,创造了最大的成效。(参见拙文《草根公益能否走出“贫穷陷阱”》,点击页面下方“阅读全文”)成效不彰更多是因为社会能投入的资源总量太少。另一方面,也如冯永锋校长所言,社会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往往并不是因为公益组织的药方不对、效率低下,而是沉疴已久、病入膏肓。

第四,在社会对公益组织缺少有效监管的情况下,道德优越感(所激发的“道德自律”)发挥的正面作用,应该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